识似的，这个人三十多岁，长相、个头和我十分相象，有个案子需要她协助，我找了她。” 薛婷不解地道。
“你快说她现在怎么样了？” 韩虹急问。
“她几年前丢了孩子。去年又死了丈夫，现在一个人在灵山村和她的婆母生活着。”
“怎么过的这么可怜！” 韩虹眼圈已有些红了。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芳芳这个人与我们家有关系吗？” 薛婷又问。
“她很有可能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姐——” 薛国良道。
“什么？我还有个姐姐，你们怎么从来没有提到过？” 薛婷大吃一惊。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老薛你就告诉婷婷吧”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快说呀！”
“那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我是龙县的县长，你妈在龙县中学当校长，我们都被打成了走资派……” 薛国良回忆了起来：
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灯光暗淡的牛棚里，刚劳动回来且不停咳嗽的薛国良放下工具，无力地坐在草帘地铺上，妻子韩虹抱着不停哭闹的孩子端着一碗汤走了过来： “下午我多要了一碗汤你喝点吧，或许心里能好受些，晚上还有批斗会，你可要坚持住啊！”
“我不想喝，你喝吧，你的身体比我弱。” 薛国良摇了摇头道。
“你喝吧！”
“我说了，不想喝。”
两人推来让去一不小心碗掉在了地上摔碎了。碗碎了，粥碎了，两人的心也碎了。
“这是什么世道啊，叫人怎么活啊！” 韩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薛国良低头不语。
这时几个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闯了进来。
“你哭什么哭，告诉你，你这个臭老九，今晚你得跟着你的黑县长老公去陪斗。” 红卫兵a指着薛国良道。
“不，她不能去，孩子还小啊，你们怎么斗我都行，我求你们了。” 薛国良道。
“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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