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们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欢狩猎。跟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也是靠“弯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传说他最初创业的本钱仅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阶级划分，他无疑属于猎户出身，朝伏夜出，捕杀野兔山鸡之类去城里卖，养家糊口。估计在那个时代，貂皮鹿茸灵芝草，就已是“东北三件宝”了。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率领一大群穿着虎皮短袄的“解珍解宝”《水浒传》里的猎户兄弟，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打猎，而且打仗，凭借武力统一了满洲诸部落，进而跟长城内的大明帝国“叫板”，有取而代之壮志。就像让野生动物与圈养动物相互厮杀，自古即实行井田制的中原农耕民族，哪里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马的对手呢？鹿死谁手是明摆着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兵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山海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明降将吴三桂，无疑充当了鹰犬的角色，引导着有备而来的狩猎者占领北京城，并且一鼓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由盛京（沈阳）移鼎北京的顺治小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允许其把“狗窝”盖在云南——总算捞到几根骨头啃一啃。
真正的赢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打到了一头足以令老前辈欣慰甚至嫉妒的猎物：大明的皇天后土。虽然此举近似于乘人之危的“偷猎”。鹬蚌相争（李闯王进京逼死崇祯帝），渔翁得利也。
按道理讲，衣食无忧、富贵尽享的真命天子，已无需操刀挽弓去猎食。康熙却不这么想，仍苦练骑射的技法。在宫墙御苑内打靶犹嫌不过瘾，还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木兰围场”——莫非为了训练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说，他不甘心让锁链般的长城束缚住骨子里遗传的野性。据史书记载：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一生共参加四十八次之多。看来他对木兰围场之依恋，丝毫不亚于对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乡，那是他磨砺意志与体力的行宫。康熙天生是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不管狩猎抑或执政，都迷信速度与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庐时，就铲除强大的政敌鳌拜，随即又屠杀了吴三桂这父辈的鹰犬。对于真正的猎人来说，鹰犬是多余的。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康熙只能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打猎。当他脱下臃肿的龙袍、换上紧身的铠甲——一马当先冲入深山老林，肯定暂时忘掉自己是个皇帝，忘掉身后尾随的庞大的卫队（近万人），而现出猎手的原形与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遒劲的树木、一掠而过的鸟兽，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许曾有一闪念：即使从此真的做个平凡的猎户，也会很快活的。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征服欲。从客观上来讲，已成定律的秋狩，对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种性质的操练：不仅要保持弓马之强劲，更要发扬尚武之精神。在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样。
既然人类中已无对手，政治上已无劲敌，唯我独尊的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能称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数），意犹未尽地把目标转向毒蛇猛兽——简直在跟大自然较劲。1719年，他对自己的业余爱好做了一番总结：“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并且沾沾自喜于这绝妙的乐趣，“朕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我视之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职报告”，不是在炫耀政绩，而是逐一清点狩猎的战果。这份血淋淋的清单，若让当代的“环保”人士看了，会心疼不已：难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动物，它们的危机早在清朝就开始了。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康熙之残暴，似乎并不亚于杀人如麻的希特勒？可惜彼时，没有谁敢罚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好在康熙无师自通地懂一点生态平衡的知识，逐年轮换狩猎区域。也亏得木兰围场面积大，珍禽异兽总算有喘息之机，才不至于断子绝孙。否则治国有方的康熙，堪称荼害生灵的刽子手了，功过相抵，毁誉交加。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雍正与乾隆，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自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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