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独立起草。
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
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在苏油看来，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展格局之后，便已经凝聚成型。
仁、义、礼、智、信。
孝、悌、廉、耻、勤。
忠、勇、敬、恕、谨。
俭、忍、善、宽、和。
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伪，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苏轼宏文滔滔，从三皇五帝开始，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生的重大变故，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积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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