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奏章，觉得还是大苏的肉厚一些，说得又在理，便没有理会程颐的请求。
甲寅，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
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苏轼代表详定役法所上书：“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
役法虽然还没有完全定议，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不可以先做，苏轼的意思是立即实施宽免，将诸路免役钱里应该减免的那部分先行减掉，不用等着役法的最后出台。
诏从之。
壬戌，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这是大宋元祐刷新的另一件大事儿——科举改革。
司马光上书：“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
“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
“《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6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
范纯仁看望司马光的时候，司马光将奏稿给他看，范纯仁劝道：“《孟子》恐怕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
“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
意思是说做老大的就不应当事事先出头，应当让大家先表意见，然后再召集讨论，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有不恰当的地方也有机会在讨论过程中及时改正。
关于役法的大讨论正搞得如火如荼，从如今的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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