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安全的城防，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商船往来，百货充盈，为“五都之市”。
  附近还有大市街、象牙街、玛瑙巷等街巷，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姓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人数长期十万以上，象牙、翡翠、珠玑、蕃药不计其数，积载如山的盛况，还差得远。
  原因就在于大宋的经济制度——“专榷”。
  虽然广州从入宋之初就成立了市舶司，但是最初的贸易方式非常原始，市舶司和蕃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其中的大宗商品，由市舶司尽数购入上缴朝廷。
  广州市舶司用这种方式，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渐渐在常年里，能够给汴京输送价值七十万贯左右的货品。
  最牛的一次是购得价值百万贯的**，那一年广州市舶司贸易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
  在岁入盈余只有六七百万贯的宋朝前朝，这就算是了不得的收益了。
  然而这些东西对于地方展来说毫无用处，因为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熙宁之后，南海蕴州和两浙杭州的强势崛起，以及纵帆船和牵星术的突破性进展，让近洋航海逐渐被远洋、大运载量、直线式航海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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