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其实带来的损失却远比税收为大。
当然大苏并不是从利字出，而是从义字出，看到了商路通畅，货物流转，对民生带来的巨大好处。
等到抵达扬州，苏轼并没有就此撂开手，依旧孜孜不倦地上奏：
“今隔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
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
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已上进讫。
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
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
苏轼提到自己和范祖禹一起收集过仁宗时候的敕告，现仁宗在天圣年间的一道附令里曾经做过批示，要求免除力胜钱。
只不过后来不知何时起又被恢复了。
其实苏油觉得这只是大苏为朝廷粉饰，仁宗这道附令，可能压根就没有被执行过。
这种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民力复兴之初，各地政府狂设路卡狂收过路费那般，如出一辙。
还真特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但是不管如何，苏轼和范祖禹翻出这道附命，这就是“故事”，有所“依凭”，于是赵煦下诏，命户部参照施行。
苏元贞也是非常能干的大臣，半月之间便料理明白，而且不但将免税范围只限定于船只、还包括了车辆；不只限于粮食运输，甚至还包括了其余货物运输。
民间大得便利，路上和水上的车辆船只一下子增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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