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一直盯着他，认为他也是底子不干净的老派警员之一。
再加上年纪大了，这几年隐隐有退休的风声传出。
“现在是1987年，关父的事业上升期，他已经一只脚踏入了警队决策层的大门，另一只脚随时可能迈过去。”
“于公，我是华人，西九龙总署是华人当家，而东九龙总署的一哥是鬼佬，我晋升到督察级之后，少不了与东九总署打交道，到时候难免被鬼佬给脸色看。”
“于私，关父是我的老岳父，我没理由不帮他上位，更别说我和韩琛的私人恩怨也到该解决的时候了。”
“还有一点，关父是中立派，或者是表面的中立派，暗地里的归回派。”
“我在他手下做事，也能打上中立派的标签，93之前不会被人针对。”
“等到93之后，关父是回归派最好，不会我也可以带领关家调整阵营。”
“那时我31岁，应该也到警司级，或者摸到警司级的门槛了，有一定的地位和对话资格，想要表现也不晚。”
短时间内，吕泽想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点。
他是从21世纪重生来的，很清楚未来的大方向。
1993年，正是南巡之后，伟人全面展开经济改革的时代。
全面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缺乏有效监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
直到95年后，**问题愈演愈烈，上面才踩了第一脚急刹车。
吕泽完全可以在此之前，于93年率先给燕京写信。
信中的内容不用太复杂，简单点就好；“我是一名港岛同胞，我对老家的展一直很关注，我借鉴了西方和港岛的展史，现展越快，官员与商人勾结的情况越严重，为避免歪风横行，经济与贪腐要两手抓，改革，绝不是瘦了国家，肥了个人，而是共同进步。”
就这一句话，要是放在93年由一名普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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