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方稻麦两熟田的稻谷亩产，如吴江、昆山等地，亩收稻谷应两石，那么折合成后世就是亩产约三百斤。
《补农书》也载：“田极熟，米三石，春花一石半，然间有之。大允共三石为常耳。”
其上所说上熟之田，是稻谷“三石”、“春花一石半”。
那么，常田的稻谷产量就大概是亩产两石，春花亩产一石，合起来亩产三石。
这是南方，现下的北方，因小冰河期影响，荒地成片，百姓无地，被迫到处逃难，产量更少。
根据方志记载，明朝自番外引入番薯的人，不只福建的陈振龙一个。
除了他，还有吴川人林怀兰、东莞人陈益，自安南境内引入，但一直都是地方区域性，没能达到大规模推广。
万历末年起，陕西、河南、北直、山东、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各布政使司已经开始出现引入番薯的情况。
只不过，从引入到普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王在晋需要做的，就是劝说皇帝重视番薯，以朝廷政令的形式，开始试种，然后在大明两京十三省推广。
那么难点在哪儿？
既然番薯早已出现，却至今没有普及，肯定是有原因的，上疏给皇帝之前，王在晋下过一番苦工。
推行番薯解决饥荒，挡了某些人财路，但更大的原因，还是大部分的底层百姓根本不知道番薯的优点。
推广番薯，在地方上未接到朝廷明确政令时，对地方官员来说，都是一个损人不利已的做法。
大部分地方官都只是暂时种一下，缓解本地饥荒问题后为了避嫌，便鲜少再种。
毕竟，金学曾那样直接下令全省推广的人太少了。
王在晋明白，没有看到番薯真正的产量，还有皇帝明确的圣旨下达之前，番薯都只能在某地小规模的推行，达不到眼下缓解饥荒的需求量。
王在晋与陈经纶，为推行番薯的国策谈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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