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而是由于仁宗皇帝“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兴趣广泛，还想当下首席**官过把瘾。“时近臣有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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