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人，却是东南形势户们宛如诈尸一般精神一振。
  自东京来的人乃是前礼部尚书朱胜非，而本地起身呼应朱胜非的则是另一位前尚书刘大中。
  且说，朱胜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东南挨着淮甸那里，当日赵官家刑白马以成绍兴后，他弃官归乡，却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带盘旋闲居，故此，赵官家此番南下，虽然没有从他那边过，他倒也算是遥遥居中观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时节，赵官家召开武林大会，将摊丁入亩等策略公开摆出，并直接在东南强行推行后，他却是立即就关注到了此事，而且在与两淮、京西友邻亲眷议论后，深觉此事不妥，彼时便有许多旧日同僚、地方士人劝他出来与官家争辩。
  作为当日白马事变的代表人物，这位朱尚书退休后一直是靠着稳健二字在两淮混的，日常也没少说什么谁谁误国什么的，此时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着鼻子站出来。但是，他多少又有几分明白，知道直接去杭州找赵官家只能是自取其辱，便干脆另辟蹊径，转身入了东京，去当面讽谏赵鼎、张浚、刘汲、陈规，乃至于吕好问等在京相公，并在太学中挑起议论。
  可以说，声势很大，很是在东京给五人造成了一些麻烦，但问题在于，这个摊丁入亩很明显是针对东南的，便是两浙、江东成了，估计北伐前也就是最多再推广到两淮、江西、福建，东京这里再热闹又如何？
  相隔千里，根本没有对赵官家那边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京城诸相公被他弄烦了，又或者是什么别的缘故，在朝中派出新年问安使后，忽然的，又临时委托他这个老臣做了上元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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