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七万多斛。哪怕是范围扩大到整个河南道，一直到六月，能够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也只有三十多万斛而已。
这三十多万斛粮食，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军用。要知道整个洛阳城也是拥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数量都是惊人的。而且朝廷百官禄料所给、各类役用的谷米消耗，在财政中同样占了极大的比重。
三十万斛粮食看似数量不少，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中甚至都不足以维持都畿的基本消耗。尽管都畿周边仍在进行大规模的编户授田，以用来增加河洛周边的粮食自产能力，但也绝不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见效的。
因此眼下朝廷最需要的，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这是一笔高达百万斛的收入，越早运入都畿，那朝廷眼下窘迫的财政状况就能越早得到缓解。
江南漕米如此事关重大，所以在冀北道大军出兵的同时，朝廷又遣五千精军沿运河南下，就是为的确保这一批漕米的安全万无一失。
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江南安定与否、漕运效率如何等等，有很多因素都是眼下的朝廷尚不能完全控制的问题。
李潼感到遗憾的，还是他此前有关漕运的改革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朝廷只在河南几州设置了仓储系统，且针对仓邸的管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仅仅只是作为入都钱粮临时的转运节点，没有与常平仓系统完全对接起来，这就丧失了仓储改革的最大意义。
如此滞后的物流状况，对于新经动乱、亟待恢复的都畿都严重的拖后腿，对于瞬息万变的河北战场形势当然也是更加的不适用。眼下的朝廷就像是一个空有力气却不能灵活运用的大胖子，一两个局部的小问题就能让人难受不已。
眼下朝廷的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若贸然展开如此重大改革，会让人无所适从，反而会拖慢本就不算高的漕运效率。
所以在一番权衡后，李潼还是将视线落在了民力的挖掘调用上来。河东问题平息后，虽然短时间内也没有给朝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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