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群臣劝进也不是没有意义，一方面自然是摆出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那就是整合朝野人心，督促诸州尽快派遣朝集使入都，随同西归祭祀。
  在中官将元嗣殿下的意愿宣达数次之后，围聚在应天门外的诸朝臣们才纷纷散去，各归本署。这一次的劝进虽然只是一项面子工程，但也标志着接下来朝廷的用事重心要生转移。
  此前朝廷一直忙于定乱复治，恢复民生并剿定各方的叛乱。随着河北战场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内忧外患都被有序的解决掉，接下来自然是要专注于大位兴继的问题。
  原本政事堂中只有一位宰相欧阳通负责相关的礼事筹备，在这一次应天门劝进结束之后，宰相李思训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务，以光禄勋而加任西归知顿使，开始着手进行从洛阳返回长安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言路放开，以中书侍郎杨再思亲自负责各方投书劝进的表章。御史台诸御史并集英馆众学士们，也几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频率向中书省投递奏书，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广泛的参与到这一项大事的讨论中来。
  在这一场舆论的造势引导之中，两京的文学之士可谓大放异彩。诸如张说、陈子昂等人的相关奏文也都盛传士林坊间，张说等朝士奏书语气还算比较缓和，无非盛赞元嗣殿下先国后家、大义凛然。但像陈子昂这种曾受挫于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辞用语那就尖锐得多了。
  在陈子昂的笔下，已故相王可谓罪恶满满，两次临朝无告祖宗、以至于不能受到先王庇护、两失其位，嫉贤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敌国，任由突厥虐害国民。还有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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