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对于基本的起居环境自然也就难免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还是有许多官员并没有选择入住公宅，而是打算在城中另觅住处。
可是在经过一番访问后，他们才现长安居大不易。本来长安城规模便比东都洛阳大了许多，哪怕在城池最为繁荣的高宗时期，城中百坊都没有住满居民，特别是西南诸坊有许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并不紧迫。
然而如今再看来，长安城却是百坊满盈，几无闲地。甚至就连最偏僻的坊区，都住满了民众。至于一些贵坊热地，则就更加的一屋难求。
之所以会生这种情况，一则是大量的宅业收为官有，二则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对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别是去年行台民爵赐给与丁权授，规定只要役满五年，民众就能因户籍所在而获得众多的惠利。
从垂拱年间一直到行台分陕行政时期，两京之间本就是人员高流动。大量关西民众被迁到河洛地区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极为重视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众又重新流回关中。
虽然行台是鼓励民众各归原籍，但无论是实际的路程还是州县编籍安置的效率、都远远比不上长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长安城周边开设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许多民众干脆就选择落籍长安。
随着行台民爵、丁权的放，籍户们的黏性被进一步拉升，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成为真正的长安人，享受户籍所带来的种种惠利，更加不愿意放弃如今所拥有的宅业。
当然，具体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着各种利弊权衡，只要价钱给得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当原本价值不过千数钱的偏坊半亩草屋都叫价百数缗的时候，这买卖似乎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听到当地居民狮子大开口的报价，许多后来的买主都不免气极反笑，只觉得这些人脑筋有问题。
然而卖主们却仍振振有词，拍着自家摇摇欲坠的柴扉不无自豪道：“客人所见只是半幅草屋，但对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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