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逃亡，就在于这三个问题实在不好解决。先第一点兵役过重，每一个帝王都有开疆拓土的美梦，而且当时新建立的大唐周边仍有许多强敌、不得不战，哪怕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都要亲征高句丽。
  第二点升进无望也很好理解，战争虽然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事情，但危险又远远大过了机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一战，动员极多，但真正在这当中崭露头角的寥寥无几，最知名的便是一个薛仁贵，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劳而无功。
  哪怕是眼下的王孝杰投身河北战场，虽然河北战事进展顺利且战果辉煌，但王孝杰因为不能当方面统军之用，也只是溜了一圈腿，顺便被剃了须。
  军队中本就阶级森严，普通小卒想要通过战争获得阶级跃迁的机会，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可能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人终此一生，就算侥幸不战死沙场，往往到老也只是一个营卒而已，了不起混到一个伍什兵长，已经是没有特殊际遇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极限。
  至于第三点生产资源的失去，则就更加无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渐没有了实施的基础，这是整个国家大环境所决定的。当闲置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给军府的就更少，还要面对军官勋贵们的盘剥，府兵们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
  想要抑制军府中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就要打击元从勋贵群体。然而大唐国势刚刚走上正轨，四周仍然强敌环立，屁股都还没坐稳便要对老兄弟们下手，这也实在是太过凉薄。
  正因如此，马周才提议不要管。如果朝廷设立严刑峻法，大力打击逃户现象，这就会造成大量的军户破产，中上层将官们接着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荫庇蓄奴，从而成为一个个拥曲众多的实力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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