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则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守选周期的延长，还是对其他选士途径的名额侵占，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值得深思。
对于这一点，李潼也是不失考虑。他也不想为了提拔寒门举人，便让国家政治机构陷入冗员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对于今年的这种招录模式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为开元维新，所以朝廷恩开科举，施以普录。至于在接下来的科举中，则就依照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虽然他本质上就是在压榨官员品子蒙荫空间，但话总不能说得太明白。刀子还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来软的，不来硬的。
而且寒门中的人才，说实话也并没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规模收割的程度。
否则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广印刷与州县小学，每年都有四五百个可用之才实现阶级跨越、进入统治阶级，在原本官僚系统不出现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正常的新旧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领土也够用了，还不如把这一部分投入直接转投到军事建设里，开辟更加广阔的疆土。
至于糊名制的普遍实施，本身引起的争议并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选系统中，科举的重要性仍然不够高，有铨选挡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举，本来就是因为公平才在诸选礼中鹤立鸡群，糊名只是将这公平性更加强化。
李潼本也不是顺当继位的守成之主，旧在西京行台与东都靖国时期也都是杀人如麻的狠货，杀了这么多人，在一个初级的选礼中进行一些并不触及根本的改革，若还掣肘无数、阻滞重重，那更谈何根本的改革大计？那些时局中的幸存者们，也就太头铁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进行了这种糊名改革，其实外州举人们的成绩仍然不够理想。特别是在明经与进士两科中，最终的选录结果竟然与往年大同小异、相差不大。
这其实也很正常，倒也并不是说外州贡举人们才能整体偏于平庸，而是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如两京这么优厚。大唐并没有形成后世那种经学儒典相对固化的统一，因此学风如何对士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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