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畅通无阻,只要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北上,那戍守官军所承受的压力当然就小了,如此便给了东都充足的应对时间。
崔宝德和费曜都松了一口气。义军的这一劫掠手段,使得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复存在,而梁郡方面也一样,他们承受的压力大大减小,也无需拼命求援了
当务之急是告之东都,请东都在政策上给予变通,赦免那些被劫官船的罪责,让他们继续北上,毕竟这属于特殊情况,是不可预测之变故,不在追责之列。如果东都不予变通,不愿运用皇帝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不愿承担责任,非要追究被劫官船的罪责,那通济渠必然断绝,而因断绝所带来的恶果,谁也承担不起。
留守东都的中枢大员经过商议,果断变通。维持通济渠的畅通是第一要务,其次才是戡乱,为此东都敦促武贲郎将费曜和荥阳都尉崔宝德,马上出关剿贼。
费曜和崔宝德以各种理由搪塞东都,百般推诿,对东都的剿贼命令更是阳奉阴违。现在劫掠通济渠的并不仅仅是叛贼,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河南灾民,而这些灾民都被叛贼所挟持,怎么剿？难道连灾民一起杀？若要剿贼,首先就要拯救灾民,而拯救灾民,首先东都就要下令开仓放粮、赈灾救人。
然而,地方官府坚称,灾情不严重,灾民人数也非常有限,形势很乐观。虽然此刻的形势已经恶劣到了极致,但地方官府还在极力隐瞒真相,东都也在极力帮助地方官府隐瞒真相,原因无他,东征不容有失,皇帝也不允许东征失败,凡阻碍东征者,都是皇帝的敌人,都要人头落地。
地方官府和东都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如果把灾情如实上报,那么皇帝要标榜仁义,救灾要优于战争,东征自然半途而废。东征半途而废肯定要追究责任,皇帝不会承担这个责任,中枢大臣们也不会承担,最后承担者就是东都留守大臣和地方官员。相反,如果不奏报,拼命隐瞒,把由此导致的所有麻烦都给搞定,那么就算最后后果很严重,还是给皇帝知道了,但东征胜利了,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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