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再一次遭遇重挫,政治上的大溃败已不可挽救;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和支持改革的激进势力将在狂风暴雨展开决战,改革派将在决战一败涂地。
樊盖顿悟了,他这个土豪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政治上的暴发户,与崔赜这等出身大豪门,一直在央任职的资深大权贵来说,他的眼界还是低了,对门阀政治的认知还是浅薄了,所以关键时刻也就未能窥一斑而见全貌,无法从通济渠危机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暴。
通济渠危机算什么？毛毛雨而已,真正的风暴是东都危机,而越王要应对的是东都危机,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东都危机活下去,至于通济渠危机,正如崔赜所说,与我何于？
樊盖为难了,这个兵是出还是不出？如果不出,通济渠断了,自己岂不成了东都危机的推手？反之,如果出兵了,东都大军都去了通济渠战场,迟迟不能回来,东都岂不成了一座空城？京师空虚,岂不是自寻死路？东都危机岂不要演变成军事政变？
樊盖彷徨无策,回到尚书台考虑了一夜,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崔赜问计。
很简单的事,留守东都的是越王,而他这个东都留守是辅佐越王的臣,与越王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键时刻,他应该唯越王马首是瞻,而不是凌驾于越王之上,事事越俎代庖,虽然他一心为公,并无私心,但在忠诚于圣主的同时,如此无视越王,实际上等同于违背了圣主的嘱托,未能很好地理解圣主的政治意图,未能很好的实现圣主的政治目的。
再见崔赜,樊盖的态度就有了微妙的改变。越王还是君,但深得越王信赖的崔赜就重要了,不能再把他简单的认作是越王府长史,而应该把他当作越王的“军师”,是越王的决策代言人,而樊盖则变成了越王决策的执行者。
崔赜总算松了口气。
樊盖总算找对了自己的位置,不再把越王当作政治傀儡,不再凌驾于越王之上,不再让越王做他的决策代言人,虽然越王的确是政治傀儡,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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