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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赜和崔处直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去拜会观国公杨恭仁,一路则去卫府向莘国公郑元寿报警。
杨恭仁复出是因为崔赜,而崔赜之所以请出这位“大神”,是迫不得已的破局杀招,也是顺势而为之举措。东都一旦有陷落之危,杨恭仁和宗室力量肯定要挺身而出,肯定要为保护国祚而战,但那时杨恭仁即便与崔氏结盟,也会保持相当距离,以免形成“站队”之嫌,把自己过早卷进皇统之争,然而崔赜提前“出手”了,乘着危机还没有彻底爆发,东都局势还能控制,杨恭仁还能借助越王杨侗之名义独揽东都军政大权,并借助这一权力提前为坚守东都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把杨恭仁成功“请”了出来,由此事实上造成了杨恭仁在皇统之争中“站队”之嫌疑,为越王杨侗争夺皇统赢得了先机,更重要的是为崔氏维护既得利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今日博陵崔氏深陷皇统“旋涡”之中,崔氏的兴衰成败,山东人的未来,都已经与皇统争夺牢牢捆在一起,崔氏所辅佐的赵王杨杲、越王杨侗若有一人问鼎,则崔氏和山东必定迎来新的辉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关中韦氏的兴衰成败,关陇人的未来,亦与齐王杨喃、代王杨侑密切相联。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新一轮皇统之争,实际上就是博陵崔氏和关中韦氏之争,就是山东人和关陇人之争,实质上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
杨恭仁做为宗室政治集团的新一代领袖,当然不愿过早“站队”,不愿在自己尚未“消化”父亲杨雄和叔父杨达留下的政治遗产,尚未完全掌控宗室及其周边政治力量,立足未稳、羽翼未丰之际,就把自己卷进这种险恶的政治博弈中,但形势不由人,计划赶不上变化,东都局势的恶化速度远远超过了杨恭仁的预料,这足以说明两京各大政治集团非常有默契的要置东都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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