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都给了崔弘升以积极支持,而永济渠以南五个郡贼势过于猖獗,有心无力,反而需要崔弘升的帮助。但河北的资源终究有限,两次东征几乎耗尽了河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于当永济渠以南郡县连遭天灾后都未能有效赈济,结果叛乱迭起,天灾加**给了河北沉重一击,在这种恶劣局面下,崔弘升能在短短数月内征召到六千余将士、两万余工匠民夫,还有维持数月戡乱剿贼所需的钱粮辎重,已经难能可贵了。
然而,无论是圣主、中枢还是东都,都对河北局势迟迟不见好转,对河北叛贼屡剿不平十分不满,对崔弘升这位河北讨捕大使更是极力施压,但崔弘升不为所动,他是河北人,必须把河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无节制的“敲骨吸髓”置河北于死地,那是竭泽而渔,亦是自掘坟墓。
但是,当杨玄感发动兵变,河北、东都乃至整个中土局势发生变化后,崔弘升所坚持的这一“保守”策略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了。如果他的帐下有两三万大军,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南下平叛,一鼓作气拿下黎阳,既能保证河北利益,又能轻松建功,然而现在他的兵力有限,拿不下黎阳,只能站在一边“于瞪眼”,眼睁睁地看着局势恶化,束手无策,这个后果就严重了,将来圣主是否追究他的罪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现在没有足够强悍的实力威慑河北人中的某些居心叵测者,一旦这些人乘机混乱了河北局势,加大了这场兵变对中土的伤害,崔弘升就难辞其咎了。
所以当杨玄感于初三在黎阳举兵叛乱的消息传到大使行营后,一些贵族官僚惊慌失措之余,对崔弘升前期的保守举措颇有微词,虽不至于横加指责,但怨言满腹是肯定的。你为了自己的名声既不愿得罪地方势力,又过于怜悯草芥蚁蝼,事事留有余地,结果形势一变,被动了,不但未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给整个河北都带来了灾祸。
崔弘升镇定自若,似乎早就料到自己的保守策略会遭人诟病,始终保持沉默,而他身边的贵族官僚们抱怨归抱怨,却无人催促他马上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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