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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