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见不到他，知道自己要回到有些泥泞操蛋的生活，没有他帮忙介绍的工作，拿不到丰厚的小费，没有物质上的保障，但是她总有一种鲁莽的决定，以前是这么过来的，又不是活下去。
而现在，他的道歉不是她半夜脑子出问题乱七八糟幻想中和他发展关系里的那种带着敷衍的道歉，似乎把她架在了受害者位置，就像以前他所作的一样：给她介绍工作，自认为好意地帮助她，让她走出泥潭，自认为她所过的生活是一团糟的。
她想要冲上去像个泼妇一样和他大打出手，也许是成长环境里耳濡目染的原因，她看见过数次菜市场里掐架的中老年妇女，她的母亲在决定把她送出这座县城时也一样地发过疯，那在时候她甚至没有感觉到奇怪——在她的印象里，懦弱的母亲在单薄的身体下应该是有这样的爆发力的，所以在她的身上，她也总会潜意识地认为自己也有这样的基因。
可她最终没这样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所在地，不在那座封闭的小城，没有神经质的外露，这里只有正常的表象，被压抑出来的“正常”。
他总是比她高一个头——在酒吧打工的时候，她得蹲下来给他端酒，那套制服设计的只为了好看，紧身的包臀裙几乎张不开腿，于是她蹲下的时候难看的大腿肉都会被挤出来，她低着头把酒杯送到他面前；帮他开车送他回公寓的时候，她每次离开前都会把座椅在调回去，自己坐在调完之后的座椅上发现视线几乎矮了一半；用一些粗糙的理由约他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排走在街上经过商店门口的玻璃窗，她用余光偷偷扫过上面的倒影，几乎只到他的肩膀，她转过头又开始笑着仰头望着他说话。
总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就算是现在，他低着头，在道歉的时候他还是这样。
她想要破口大骂，骂他虚伪，骂他伪善，但是对于她来说，只有这一个结论是正确的，在所有人眼中，在他的眼中，他似乎都在做一件好事，一件乐于助人，一件穷人被接济的好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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