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这条制度的诞生就说明，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大明官员们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国社会构成有关。
皇权要插手乡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过巨大，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朝的后果，这也是朱元璋选择这条制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明也不是把乡镇权利拱手相让，地方官员们虽然名义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儿，但收税等管理权利，还是通过胥吏来完成。
所以，后世对古代也有种说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
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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