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冬天仿佛永远都是阴着，干冷的空气把街上的人们往羽绒服里赶，而一走进房间又得赶紧脱下来，泡上一杯热茶，坐在空调开得很足的房间里，剥花生嗑瓜子，摆可有可无的悬龙门阵，或是打上大半天乐山大二和麻将，然后在一班人的吆五喝六从夜晚的火锅店走出来，微醺地钻进车里，摇着摇着睡去。
有时候从卧室里醒来，能看见玻璃外面挂了几道泪痕似的冰迹，雪下得纷扬好看。
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在响，年关就在这样的无意中悄悄地临近了。
这些年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还有一件事要做，既是今年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掏出手机打给老马，让他把东西带上，想了一下，我补了句这次把苏嬢嬢喊上。
这是一件既轻松也艰苦的事情。
轻松是不过几句话，双方呵呵一笑，互问哪里过年最近赢了多少的屁话；艰苦在是得不停打电话，不停辗转换茶楼，不停在沉闷的车里等候，不停揣摩闲话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要不停的笑，笑得鲜艳舒心如假包换，仿佛那是完全是发自内心发自骨骼里的高兴。
对，这件事就是给业务主管局和站的负责人、经办人员的打点，赶在年关前拜个早年。
以前还要一起吃吃喝喝，在酒桌上做这事。
这几年简洁多了，一杯新茶未冷，双方已经握手告辞，彼此都知道这是年关迫近的时节，时间是在金钱气息里游泳的鱼，绝对耽误不起。
几整天下来，除了几个出差或实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局站长外，该送的都送到了。
我舒了口长气，给他俩分别递上红包说「新年快乐！剩下的几个我去送吧」。
老马要去办年货先走了。
我问苏嬢嬢去哪儿我送她。
她要去接孩子。
我看看表，说时间还早，带你去个地方。
边打方向，我边说着，「苏嬢嬢，你这点好，从来不多问。
不像那个小周，什幺都要问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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