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归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许遵判定阿云是“被问即承，应为按问。”符合上边所说的“案问欲举而自陈”，这点是没用问题的。
剩下一条，就是阿云的自情节是否适用减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许遵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就不该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当判处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未自”条规定“因犯杀伤而自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对于“所因之罪”，该条的定义是：“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意思是说，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适用于偷盗时杀伤财物主人之后自的情况，这时候盗窃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杀伤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杀伤行为，按照许遵和王安石的说法，所因之罪乃是“违律为婚”，不管这条罪是否有瑕疵，明显并不具有上述情节。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马光主张仍从“故杀伤法”处理，认为阿云案不存在自减刑的法律依据，其实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认这一情节的基础之上，认为阿云的确是犯了故杀伤罪，然后再予以的赦免。
这也就是许遵，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认为，阿云杀人的动机，是因为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是被被逼的，这和偷盗被现后蓄意谋杀是两个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条令。
而司马光认为，阿云预谋杀人就是预谋杀人，案件中“谋”和“杀”是紧密相关的因果关系，是犯罪策划之后的犯罪实施，因此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
客观地说，王安石在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这条律令解释，迎合赵顼旨意的嫌疑，而司马光的观点，苏油认为是从《宋刑统》条例来判断，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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