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付有司。
强的工作量与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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